标题：中西方古代战术最初形成比较 !

 战术，是人类以智慧驾驭战斗的产物。原始社会人类最初的狩猎方法可以看做是战术的最初萌芽。然而，完整意义上的战术的出现，当是有组织的军队出现之后，即人类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之后。在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国家和军队逐渐形成，人类有了最初的战争。在不断的战斗实践中，人们逐步对战斗有了一定的认识，并自觉地将其转化为进行战斗的方法而应用于战斗实践中，以求得战斗和战争的胜利。战术便因此而逐渐形成。据可考证资料记载，人类最早的战术形态是“阵”。“阵的出现，拉开了战术史的序幕。它标志着战术的正式形成，即由以前没有组的战斗队形发展为有严格组织的战斗队形。”“它的意义在于，智慧第一次站起来同蛮力斗争，而且成功了。……而在此之前，战术只不过是在‘子宫里蠕动的胎儿’。”①

    阵，军队作战时兵卒的排列与组合形式，英语表达为Phalanx。世界战术都源于“阵”的出现与使用，这一点是相同的。然而，战术是人类文明的反映。它的出现与民族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中西方地处亚欧两个大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中西方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是有差距的。这就带来了中西方古代战术历史的不同。

    一）不同的时间与背景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是人类最早跨入文明社会的国家。因而，中国战术的产生在时间上要比西方早得多。据台湾学者考证，“黄帝是世界兵法的始祖”，“黄帝设五旗，五麾，六轰，而制其陈，熊罴勇锐之士，以为前行，雕曷行列，以为左右，并建钜鼓，以为号令，是为战阵之始。”②中国黄帝时是否确有严整的战阵出现，目前学术界尚存分歧认识。然而，不管此说能否成立，中国夏朝便有战阵的出现则没有什么疑义。夏朝约于公元前21世纪建立，传说中的夏启伐有扈的甘之战，已有战车和严密组织的车阵。另据史料记载，夏商之交，即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汤伊尹便能事先详细侦察敌情，当发现战机成熟时，率战车七十乘，敢死之士六千人，联合其它诸侯向夏发动进攻，在鸣条之战中，大败夏军。①这说明，中国在夏朝后期，军事首领已经知道择机而战的用兵策略，战阵早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形态，标志着作为对战斗的理性指导方法的战术在中国已经基本形成。考古发掘中也确发现了不少商代车马坑，在殷墟小屯C20号墓中的宗庙遗址前的祭祀坑中还发现了象征军队阵式的葬坑，其中有两个方阵，一个为300人左右的徒兵方阵，另一为兵车5辆的车阵。②可见，至迟在商朝出现时，中国古代以战阵作战已经相当普遍。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中国古代战术的形成时间最起码可推至公元前16世纪，即夏朝后期的夏商之交。在夏朝之前及夏朝前期，中国古代战术应该是处于萌芽期。

    古希腊的爱琴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之源。在早期爱琴文明时期，古希腊就进入了青铜时代，出现了阶级社会和城邦国家，也有了最初的战争。可以推测，当时西方应该有最初的战术出现，但由于没有文献记录，难以考证。公元前12世纪初，西方世界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特洛伊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希腊人虽然使用木马计在战争中获胜，却以早期希腊文明的毁灭为巨大代价。原居住于北方、仍处于野蛮时代的多立斯人大举南侵，并迁移定居下来，古希腊开始进入黑暗的荷马时代，导致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文明的退步。

    在荷马时代，古希腊原来已较为繁荣的迈锡尼文明遭毁灭，刚刚兴起的一点军事文明也中断了发展。据史诗记载，当时的战斗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武士格斗性质，“显贵的头领和同样显贵的敌人，在战车上相斗或下车进行决斗”①，战术仍处于萌芽状态。从公元前11世纪至前9世纪，古希腊经过约200多年的黑暗时代后，出现了奴隶制城邦国家。多立斯人在不断征服当地居民而定居下来的过程中，逐渐地又重新创造了西方文明，包括西方军事文明。因而，追本溯源，现代西方战术可以说就发端于古希腊城邦时期。西方“战术”一词即源于当时古希腊文takti-ra，意为寻求战机与布阵的艺术。

    古希腊最早较为成熟的步兵方阵，是由多立斯（又译：多利亚）人创立的早期多立斯方阵，其形成时间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杜普伊（又译杜派）认为，“在希腊，也许从公元前7世纪起就开始采用方阵进行作战了。”②事实上，大约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开始进入奴隶制城邦时期，军事民主制度已基本形成。各城邦为争夺霸主地位、扩大地盘而不断进行战争，由此创造了西方最早的、以密集阵形实施正面对冲的步兵方阵战术，开启了西方战术的发展之路。恩格斯指出：“希腊各国的军队是我们在军队组织编制方面具有丰富而确实史料的第一批军队”。西方“战术史，特别是步兵战术史，是和他们一同开始的。”①因此，西方古代战术的形成时间可以确定为公元前8～前7世纪，比起中国古代战术的形成时间，大约晚八百至千年左右。

    （二）同中有异的最初形态

    战阵是中西方古代战术的最初形态，但阵的组成单元和内部结构却有较大不同。古代中国早期战阵是车阵，以战车为主排列而成；而古希腊人早期战阵是步阵，以重甲步兵为主排列而成。

    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战车出现于夏朝；至商朝已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战斗中的重要工具；到西周时期，战车制作已相当精密，数量较多，是战斗的主要工具。至少从夏朝后期以来直到春秋，中国的战争是以车战为主要形态。根据前面的分析，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战阵开始出现，中国战术基本形成。因而，可以说，中国古代战术的形成和最初发展是与车战这一特殊的战斗形态相伴而生，最早的战术形态即为车阵。

    中国古代战车分为两类：“驰车”和“革车”。“驰车”，即战斗车辆，也叫攻车。“革车”，即辎重车辆。乘为战车的基本战斗单位，一乘有“驰车”、“革车”各一辆。每乘有贵族甲士3人，配置在攻车上。1名弓手主射，是一车之长，置车左；1名戈手或矛手，主击刺，置车右；中间1名为驭手。每车配有奴隶身份的徒兵数十名，手持简单武器，随车服役，担任保护战车、排除障碍、帮助战车通过困难地形，为车上甲士服务等。徒兵的配备数量由少至多逐渐发展，据记载，最早时为10名，至西周中后期为25人，至春秋时期，编配给攻车的徒兵编制固定为72名，另有徒卒25名配置在革车周围。

    战斗时，驰车编成车阵，前去参加战斗，革车配置后面，不列入战斗队形，以作保障之用。车阵的基本队形为一列横队，偶尔也成两线配置。成两线配置时，后一列战车必须配置在前列的战车间隙位置，以便行驶方便和发挥弓手远射作用。随车徒兵也排成一定阵形，配置战车附近。

    按春秋时的编制情况，古代车阵的具体编成是：每车徒兵72人，加甲士3人，共75人，分编为3个小队，每队25人，即为一两，由5伍组成，组成一个正面、纵深各5人的小方阵。3个步卒小方阵分别配置在战车的前面、两翼或后面。此所谓“攻车一乘，前拒一队，左右二角，共七十五人。”①布阵时，是步卒在前还是车在前，视地形而宜。基本原则是：“险野人为主居前，易野车为主居前。”②因而，中国古代车阵最初有两种基本阵形：一是步卒在前车在后。每乘的3个小方阵在前，组成一个大方阵，纵深5列，正面15人，战车一辆跟在本乘3个步卒小方阵之后；二是车在前步卒在后。战车在前面相距一定间隔排成一列，每乘战车后跟着3个步卒小方阵，成品字形排列。后来，郑国子元在总结以往战斗经验的基础上，标新立异，摆出了一个新阵，即古代有名的“鱼丽阵”。这种阵形是将3个步卒小方阵分别配置在战车的左右两翼和后面，整个车阵就成了车与步卒相间的混合阵形，以密切步卒与战车之间的协同关系，从而，带来了中国古代车阵战术的一大进步。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每乘战车配有徒兵不少，而车上的甲士只有3名，但是，当时的战斗形态还应该是车战，采用的战阵也叫车阵，而不是步阵。这主要是因为，车上的甲士和车下的徒兵，两者身份迥然不同。甲士是主，徒兵是仆，战争的主导者是甲士。为何而战？何处而战？如何而战？这些都取决于车上甲士，徒兵只是屈从于甲士，在战斗中保障和配合战车行动。徒兵在战斗中一般不单独执行战术任务，在编制上也附属于战车。因此，古代衡量军队的规模都以“有车多少乘”为单位，一般不计其步卒的数量。另外，战车本身也是重要的战斗工具，用于驰车冲锋，扰乱敌阵，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装甲战斗车辆。古代战车的两端通常装有带刺的铜套，以备错毂接战时撞毁敌人战车，同时，也可保护自己车毂不致被撞折。与中国古代严密的车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古代西方，野蛮的多立斯人没能制作出精巧的战车，靠的是徒步作战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建立起自己的家园，从而创立了最早的步阵战术，开启了西方战术史之先河。早期多立斯步兵方阵，队形很简单，是浅纵深的步兵横队，前一列或两列是贵族甲士，即重装步兵（hoplite），全权公民，后几列是他们的仆役，主要是无全权者和奴隶，组成轻装步兵（gyme）。后来，斯巴达人作了改进，轻装步兵，即重甲步兵的奴隶们不列入方阵，方阵全由重甲步兵组成，并加大纵深，固定编制，确定标准纵深为8列，偶尔也有12列、25列。方阵中每个士兵装备有长达2米的铁头长矛、短剑和护身装备，包括镶铜的圆盾、铁制的头盔、金属胸甲和草制护胫等，所有装备加起来重达30多斤。他们伸出长矛，并用盾牌掩护整个正面。各列的前后距离，前进时为2米，攻击时为1米，追击溃退之敌时为0.5米。轻装步兵有投石手、弓箭手，以及部分标枪手，零散地配置在重甲步兵方阵的前面和两翼，配合重甲步兵方阵作战。

    从上述介绍中，我们不难发现，两种战阵不仅性质不同，而且内部结构也大不一样。中国古代车阵在结构上远比古希腊步兵方阵复杂、灵巧得多。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古代的车阵是由战车和徒步兵两种成分混合编成，体现了早期不同战斗力量协同作战的战术思想，而希腊步兵方阵则由单一步兵组成，后来干脆全部由重甲步兵编成，编阵目的纯粹为了聚众形成合力，战术思想极其简单。第二，中国古代车阵以乘为基本单元，每乘又由战车一辆和三个步兵小方阵组成，因而，有“阵间容阵”、“大阵包小阵”之说。“乘”有卒长，“两”有两司马，便于实施逐级指挥控制，达到协调一致地行动。同时，由于整个车阵内部结构层次分明，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适应战场多种不同情况的需要。而希腊步阵是一个整体，下面没有更多的结构层次区分，作战时，因阵大、人多而往往不易协调控制，同时，由于阵形简单、呆板，动转不灵，难以适应各种不同情况的需要。古希腊步阵的这一不足，直到后来的马其顿和古罗马人手中才逐步得以改进。

    当然，中西方最初的战阵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者的基本阵形相似，都是横宽纵浅的密集阵形。这种阵形在作战中缺乏韧性，只能用于短促一击。这从一侧面反映了中西方古代的战斗都极其简单，往往只是短促的一次对冲决定胜负。其次，阵形的整齐是致胜的关键，此所谓“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战阵的战术效果。比如，中国武王伐纣时曾颁布命令，曰：“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齐止焉。”①在西方，则有军歌所唱：“步伐合着步伐，战盾靠着战盾，羽饰混着羽饰，铁盔照着铁盔，肩膀靠紧肩膀，让每个人跟敌人厮杀，用手紧握着长矛，或者执着利剑”。①最后，两阵都是奴隶制社会的产物，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依附关系在战阵中都得以充分体现。在中国，奴隶主是甲士，有护身装备，乘车作战，奴隶作为徒卒，是战车的随从，在战阵中协助甲士作战。在古希腊，全权公民是重甲步兵，也有很重的全身防护装备，是战斗中的主力、方阵的主角，仆役则为轻步兵，没有护身设备，使用简陋的武器。

    （三）大体相似的战斗程式与战法

    在中西方古代战术形成初期，战斗的程序与战法均比较简单。基本的作战形式都是会战，时间一般很短，几个时辰，最多一天见分晓。基本的战法都是全正面攻击，伏击、袭击等诡诈术在当时的战术中基本没有。在中国，商周时期的军事活动都讲究“军礼”，作战的一般原则是“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也”。早期的西方人，虽不是出于礼仪而选择正面攻击，但他们祟尚武力，一般也“不会选择使用欺骗手段去打败他们的敌人，反而认为，若是把敌人引至公开地点然后杀掉他，就没有任何荣耀可言，即便战胜也于心不安。”②据《左传》记载，中国古代的车战一般要经历四个阶段：一是次，或称军、舍，即敌对两军扎营驻军，准备约期会战。二是致，或称致师，即以单车或少量部队对敌进行挑战。三是阵，即选好地点，摆兵列阵。四是战，即两军以严密阵形进行决战，以定胜负。①交战时，两军或者同时移阵相交，或者一方先动以击另一方。两军对阵后，首先是击鼓进军，双方战车对进，各用弓箭互射；接下来便是车毂相接，短兵格斗，当然，双方战车也不是正面相撞，而是交错抵近，以便车上甲士用兵器进行车上格斗。最后，当车毁马伤之后，甲士们就弃车死战，以防身之兵器与敌拼死相搏，以决胜负。正如《国殇》中所描写的，“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踏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桴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②战斗的场面也颇为壮观。

    在西方古希腊早期多立斯步兵方阵时期，战斗程式也很简单。双方选好地点，再列阵交战。排在后列的轻装步兵先用石块、梭镖进行攻击准备；接敌后，重装步兵以长矛攻击，短剑格斗，轻装步兵协助作战。至斯巴达方阵时期，全正面攻击的战法未变，但轻重步兵的部署和战斗的程式有所变化。重步兵方阵居中，轻步兵零散地配置在方阵的前面和两翼。轻步兵先以投石、射箭攻击对方，扰乱敌阵形，重步兵方阵利用敌人队伍中任何小的混乱，步伐整齐地向敌人方阵进行全正面攻击。如果一次冲击不能彻底击溃敌人，则以短剑进行格斗以最后解决战斗。这时，轻步兵退至方阵的两翼或后部，或者攻击敌人的轻步兵和骑兵，或者是在敌人方阵的翼侧和后方奋战。如取得胜利，他们就进行追击；如遭到失败，则尽可能掩护退却。（1中国古代车阵与古希腊早期步兵方阵在战法上有所不同的是，中国车阵战术中早已有了谋略运用的思想，而西方古希腊最初方阵战术中则几乎没有。“角”和“偏”是古代车阵战术时期两个重要的军事术语。如《左传》记载的晋楚泌之战（公元前597年），楚国乐伯以单车向晋军挑战，“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近。”②所谓角，即古人在车阵沿正面成横队的基础上，为实施对敌翼侧攻击，遂以车阵队形两侧的部分战车向前突出，这样，整个阵形便类似于兽角之状，因而，称之为角。偏，是与现代战斗队形中“翼”相近的一个概念。

    古代战车作战时，一般以两辆战车为一组，以便相互配合，从两个方向接近敌车，形成对敌车战的夹击。部署成较大战斗队形时，两偏也称两广。可见，角、偏概念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代对翼侧攻击、迂回包围等战法已经上升到理性认识，以自觉地用于指导战斗实践。事实上，中国古人在战斗中尝试翼侧攻击、实现迂回包围战法的实践，在时间上远在泌之战之前，如宋楚泓之战（公元前638年）、晋楚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等。而在古代西方，最早是在希波战争的马拉松会战（公元前490年）中，古希腊雅典人创造了以中间方阵先行攻击诱退、继而两翼包围的先进战法。后来，底比斯名将埃帕米农达斯发明了斜形攻击队形，创立了集中兵力原则，那已是公元前371年之事了。

    总之，中西方战术分别以车阵和步阵形式出现，两者之间既有相同内容，也有许多相异之处。中国战术不仅在形成时间上远早于西方战术，在最初阵形结构及战斗中谋略运用等方面，也明显优于西方。中西方战术就这样，一开始就存有差距，各具特色。

    二、中西方古代战术发展历程比较

    自车阵和步阵之后，中西方古代战术分别在两个相互隔绝的环境中各自独立地发展，互不影响，就像两位跑手分别在各自的跑道上埋头奋进。两者第一次相遇是在公元13世纪，中国蒙古骑兵远征西欧，带来了中西方战术的第一次碰撞。之后，中西方战术即开始了近代发展时期。

    中西方古代战术的发展都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即：中国战术先由车阵战术到步阵战术，再由步阵战术到骑阵战术，最后由骑阵战术到轻骑兵机动袭击战术；西方战术是先由斯巴达方阵战术到马其顿方阵战术，再是由马其顿方阵战术到古罗马军团战术，最后是由罗马军团战术到重甲骑兵战术。

    （一）中国战术由车阵到步阵与西方马其顿方阵的出现

    中国的夏、商、周三朝，战术一直是以车阵为基础，以短促对冲决胜负，战斗队形和谋略运用仅有了初步的发展，属于车阵战术时期。至春秋时期，车阵中的步兵人数不断增多，车兵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受到限制，中国古代战术便逐渐过渡到步阵战术阶段，实现了中国古代战术发展的第一次变革。促使这次变革发生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产技术的进步，带来了铁兵器的广泛使用。铁兵器价格低廉，种类齐全，使用灵便，杀伤力增强，致使步兵的战斗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在作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大为增强。其次，春秋末年，各诸侯国纷争不止，战争频繁，且规模不断扩大，各国经济实力消耗很大，无力装备更多的车兵。为应付大规模的战争，装备大量廉价的步兵逐渐成为各诸侯国扩大军队规模的必由之路。再次，随着铁器的发明，农业生产力有了提高，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私田，“这便导致了井田制的破坏，也便导致了奴隶制的灭亡。”①井田制的破坏，使得原来适于车战的道路系统也就不复存在，大规模战车作战自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步战的兴起便成为必然。最后，奴隶社会制度逐渐解体，封建制度取而代之。以前没有资格参加战争的大量奴隶，成为有一定生产能力的自由民。他们虽没有造价昂贵的战车，却是军队中的主力，战争中的主角。这也促使了步兵取代车兵成为战场上的主兵种。

    中国古代由车阵战术过渡到步阵战术，最早始于公元前541年。当年，晋国与狄人作战，魏舒针对当时战场地形险恶、不利车战的特点，且对方又是以步兵为主，遂“毁车以为行”，放弃车战，创造了中国古代有名的魏舒方阵，从而拉开了中国古代战术第一次变革的序幕。从春秋末年一直到汉代，车兵数量逐渐减少，在战斗中的地位与作用逐渐下降，步兵成为决定战斗胜负的主要战术力量。步兵相对于车兵而言，在战场上更加机动灵活，因而，谋略运用作为战术的一个重要内容要素，在这一时期战斗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示。正是从这一时期起，丰富的谋略运用内容便成为中国战术区别于西方战术的主要特色.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中国战术处于步阵战术发展时期，并不意味着步兵方阵独霸战场，只是战斗中以步兵为主，车兵、骑兵为辅，配合作战。在中国战争史上，车兵的衰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战国时期的车兵虽已不是主兵种，但仍是一个独立而有效的兵种，其地位仅次于步兵而在骑兵之上，在战斗中常与骑兵配合作为快速而猛烈的突击力量。正如《六韬》中所说，“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①一般认为，直到汉武帝以后，古代车兵才算基本退出了战争舞台。另外，随着车兵的衰落和步兵的兴起，另一个新的兵种——骑兵也开始出现，并逐渐地发展起来。从挖掘出土的殷墟骑士坑得知，中国早在商代就有了武装骑士。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武装骑士只是作为战斗中的零散力量出现，并没有形成很强的战斗力，在战斗中只是配合车兵、步兵行动。到了汉代以后，中原骑兵迅速壮大，在战斗中才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将从战国起至秦、汉时期的中国战术，总体界定为步阵战术时期。

    西方古代战术的第一次变革不如中国战术变革的跨步那么大，主要表现为步兵方阵阵形的演变。公元前4世纪中期，正当希腊各城邦陷于危机和内争不休时，北部边陲的马其顿帝国崛起。在古希腊步兵方阵战术的基础上，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对西方步兵方阵作了一些改进，创造了得以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的马其顿步兵方阵战术，从而，将古代西方依赖密集方阵的集团力量实施正面攻击的战术发展到了顶峰。马其顿人对古希腊步兵方阵战术的主要改进之处有：一是增加方阵纵深，扩大方阵规模。古希腊斯巴达方阵、底比斯方阵的标准纵深为8列，总人数一般为上千人。而马其顿方阵的纵深加大到16列，是原来的两倍，总人数增至1.6～1.8万人。这样，整个方阵规模是纵深为16列、正面1024人，正面长约1公里。交战时，方阵中前6列士兵平持长矛，后10列斜持长矛。各单位间不留间隔，“方阵形成一个绵密的正面，像一堵墙似的向敌人进攻。”①为实现这次变革，马其顿人改进了武器装备，“希腊式小盾牌为加里亚式长方形大盾牌所代替，中等长度的矛也为长为24英尺的马其顿长矛所代替了。”这就使得方阵中的“前6列中的每一列如把长矛端平，就可以使矛尖突出在第一列的前面”②，从而为加大方阵纵深奠定了基础。二是方阵中小单位的区分明确了，增强了对方阵作战的控制。方阵的1个纵列为一个基本单位，即洛考斯，16个洛考斯组成1个辛塔哥马，16个辛塔哥马横排成1个小方阵，4个小方阵排成1个大方阵。各级单位都有自己的指挥官，以便战时对阵形的严格控制。当然，这些区分只具有行政管理意义，无论是洛考斯，还是辛塔哥马、小方阵，都不是独立的战术单位，因而，马其顿方阵还没有完全摆脱单元化方阵的结构模式，也难发挥出方阵内部的巨大战术活力。

    中西方古代战术的第一次变革，发生的时间大体在公元前5至前4世纪，即是铁器广泛应用时期，两者发生的社会技术背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具体而言，在时间上，中国约早于西方一百多年。在内容上，中国古代战术第一次变革以主战兵种的替代为主要内容，是一次质的飞跃；而西方战术第一次主要表现为阵形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简单调整，是前一时期步兵方阵战术的进一步完善。从深层次根源和社会历史意义看，中国古代战术的第一次变革，是社会制度变革在军事体制和具体战术上的必然反映。中国古代步阵战术的出现，反映了随着奴隶制的解体，原来“那些高居战车之上的贵族甲士，终于被轻装执锐的步兵赶

    出了战争舞台。军事历史不再是甲士们的丰碑，而成为无数新兴步兵的伟业。”①从战术自身发展看，由于“轻装执锐的步兵”取代了车兵，中国战术在保持车阵时期密集战阵原有优点的基础上，融入了轻装步兵的高度灵活性和机动性，因而，带来了中国战术在战国时期的一次空前发展。当然，西方战术的第一次变革也具较大社会意义。它“敲响了独立城邦的丧钟”②，马其顿帝国凭借这一先进的战术，走向了希腊世界霸主的地位，进而还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二）中国战术由步阵到骑阵与西方罗马军团战术的兴起

    中国古代战术的第二次变革发生于西汉时期，表现为以骑兵取代步兵而成主要战术力量。中国北方的少数游牧民族政权，很早组建了自己的骑兵部队，但是规模很小，加上当时马具极其简陋，不经专门的马技训练，骑在马上的士兵难以有效地使用手中兵器进行战斗，在与中原训练有素、以车兵和步兵为主要力量的军队交战中，北方游牧骑兵并没有占多大的便宜。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武装骑手只是作为零散的作战力量在战场上出现，骑兵并没有形成气候。然而，随着后来马镫和马鞍的发明，骑手在奔驰的马背上，不仅可以持矛击刺，也可以持弓射箭，从而极大地增强了骑手的战斗能力。

    到了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为有效抵抗北方“三胡”的侵袭，实行了“胡服骑射”政策，组建了中原第一支较大规模的骑兵部队，从此以后，骑兵便成为古代中国军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独立兵种。当然，从战国经秦至西汉初，骑兵只是处于童年时期，并没有很快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而成为主战兵种。步兵仍占军队中的多数，在战斗中的作用明显优于车兵和骑兵，是战场上最主要的兵种。从出土的秦兵马俑可以明显地看出，秦军方阵基本上还是以步兵为主，车骑为辅。

    单从战术效能上分析，在古代冷兵器时期，骑兵比步兵更具有战场机动和战中突击的优势。假设两支同样大小的步兵部队与骑兵部队相遇而战，在不考虑指挥等其它因素的情况下，步兵恐难敌骑兵。也许正因如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抗击北方善骑的游牧民族——匈奴的侵袭，为弥补自己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在战术效能，遂修长城以有效地抵御匈奴骑兵的侵袭。因此，主要战术力量从步兵过渡到骑兵，应该是古代战术的一大进步。中国古代战术的这一进步，主要是在汉代立国后实现的。

    汉朝政权建立以后，经“文景之治”，国家经济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为抵抗北方匈奴的频繁侵袭，顺应战争发展的需要，汉代统治者大力推行“马政”，骑兵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跃升为军队的主力。至汉武帝时，“厩马已发展到40余万匹。在这个基础上，武帝建立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大骑兵集团与匈奴相角逐。”①在汉击匈奴的战争中，汉朝名将卫青、霍去病等，首次创立了骑兵集团大规模作战的战术，标志着中国古代战术第二次变革的开始。从汉朝起，骑兵成为中国军队的主要战斗兵种，车兵已基本上淘汰，步兵虽数量规模仍然较大，但在战斗中的地位与作用已赶不上骑兵。当然，从三国到两晋、南北朝，一直至隋朝，中国骑兵战术总体上仍没有摆脱密集阵战的传统模式。战斗中，骑兵一般也排成规则的阵形进行作战。尤其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正规的重骑兵有了较大的发展，甲骑成为军队的主干力量，骑兵战术更是强调以相对密集的方阵实施正面突击，以骑兵集团的快速突击赢得战斗胜利。因此，从汉朝起至隋朝，中国战术形态总体可界定为骑阵战术发展阶段。

    西方古代战术的第二次变革则主要以步兵方阵的结构调整为主，由古罗马人在古希腊的斯巴达、马其顿重甲步兵方阵的基础上，经多次重大改进而完成。改进后的西方战术，我们称之为古罗马军团战术。

    军团是古罗马时期军队的基本组织。为克服古希腊甲兵方阵规模虽大，但结构呆板、缺乏战斗韧性、不适应复杂地形作战等缺点，罗马军团对步兵方阵的阵形作了较大的调整。整个方阵成三线部署。第一线为枪兵，由最年轻的战士组成；第二线为主力兵，由有一定作战经验的壮年士兵组成；第三线为后备兵，由久经沙场的老战士组成。每一线进一步区分为10个中队，中队为军团最基本的独立战术单位。前两线中的每个中队为120人，按正面20、纵深6人排成一个小方阵，最后一线的中队为60人，排成正面20、纵深3人的小方阵。中队与中队之间保留较大的间隙。这样，整个方阵部署由于有了较小的独立战术单位，并相

    互间留有间隙，就可以根据地形、敌情需要，灵活调整阵形，不至于出现因地形平整而影响整个方阵的秩序，从而体现了方阵作战的巨大灵活性和战术活力。另一方面，整个军团成三线部署，在作战中具有一定的韧性，体现了最初的预备队战术思想，以适应战斗的复杂性需要。恩格斯对罗马军团战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罗马军队提供了在尚不知如何使用火药的时代所发明的最完善的一套步兵战术。它保持重装步兵和密集编队的优势，还做到：各个小的单位具有机动性；能在起伏地上作战；依次配备成几线，一部分用于支援与替换，一部分用作强大的预备队，最后，采用了一种比斯巴达的训练方法目的性更明确的单个士兵的训练方法。因此，罗马军队战胜了同他们作战的一切军队——无论是马其顿方阵或者是努米迪亚骑兵。”①

    中西方古代战术的第二次变革，是双方战术的一次大的飞跃。在时间上，西方略早于中国。古罗马人于公元前3世纪即基本采用改革后的军团战术，中国大约是在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的汉匈大战时，骑兵才以其快速的战场机动性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威力，得以迅猛发展，步阵战术逐渐让位于骑阵战术。在内容上，中国古代战术第二次变革，还是以主要战术力量成分的变换为内容，是一次质的飞跃。此次飞跃的实现，反映了战争的极大发展，战场范围比原来扩大了许多，战斗不再是两军在商定的时间、狭小的场地进行的短促一击。战场机动突击，作为战斗的一个要素，已开始成为战术考虑的内容之一。同时，战斗中的谋略运用，也将随着骑兵比步兵具有更强的机动性而更加灵活。西方古代战术的第二次变革，仍以步兵方阵的结构调整为主，是步兵方阵战术的再一次完善。当然，这次完善也可以说是西方步兵方阵战术的一次革命性变化。主要体现在，罗马人一改过去希腊步兵方阵的单元化呆板结构，组成以中队为单元的多元化军团方阵，第一次在西方步兵方阵中融进了战术的机动、灵活性因素。另外，军团采取的三线式部署，以第三线兵力在战斗最为关键的时候加入战斗，最先体现了预备队作战的思想，这些内容的变革在西方战术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

    横向比较中西方古代战术的发展水平，我们也不难看出，西方战术明显地落后于中国战术一个历史节拍。因为，西方古代战术经第二次变革后所达到的水平，仅仅相当于、甚至还是低于中国战术第一次变革后的水平。事实上，中国的步兵方阵一开始就是一种多元化的结构，孙膑的“八阵”所包容的战术思想也早已超过了罗马军团战术思想。在战斗部署中留有专门预备队以应付战斗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在中国，早在车阵战术时期就曾出现了。中西方战术第二次变革后的几百年时间里，中国战术进入了以骑兵为主要战术力量的骑阵战术发展阶段，而西方直到公元5世纪前，仍是步兵一统天下，处于罗马军团战术统治时期。

    （二）中国轻骑兵机动战术盛行与西方甲骑战术时代的到来

    中国古代骑阵战术，自东汉、三国，经两晋、南北朝，至隋朝，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重甲骑兵逐渐成为当时战场上实施突击的决定性战术力量。

    公元409年，刘裕攻南燕时，慕容超就曾以一万铁骑夹击刘裕而破敌，可见，铁骑已是当时军队的核心力量。“考古发掘也发现南北朝时的墓葬里，常常放置有大量的甲骑陶俑。”①然而，技术的进步对骑兵战术发展的作用是双向的。在不断增强骑阵威力的同时，又由于盔甲、马具的不断加重，骑兵的战场机动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骑兵战术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出现了倒退现象。正如恩格斯评价西方重甲骑兵战术那样，“他们（重甲骑士）宁愿一个对一个地决斗或者驱入敌人的步兵群中；因此，作战方法就又回复到荷马时代了。”②在这种情况下，从唐朝开始，中国骑兵战术走上了轻骑兵机动突击的发展道路，开始重视发挥骑兵自身具有的战场快速机动特性，在更加广阔的战场上实施灵活的机动作战。轻骑兵不讲阵式，在快速的机动中选择战机，捕捉目标，谋划战法，夺取胜利。中国古代战术因此实现了第三次变革，即由骑兵集团的列阵冲击为主过渡到轻骑兵机动突击为主。“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善于使用轻骑兵进行高度机动的杰出统帅。他在浅水原之战中，曾亲率轻骑2千余，进行超越追击，赶在宗罗喉之前，进至墉城，切断宗罗喉归路，迫使薛仁杲投降。鼠雀谷之战，他也是亲率轻骑，一昼夜之间，马不停蹄地追击二百余里，在鼠雀谷追及宋金刚，一日八战，最后又亲率精骑冲入宋营侧北，彻底歼灭了宋金刚军。”③轻骑机动战术自唐起，经宋、金，至元代发展到了顶峰，蒙古军就是依恃这一先进战术，横扫亚欧大陆。

    中国轻骑机动战术的兴起，将冷兵器时期的战术发展到了最高峰。它带来了战术内容的两大变化：一是规模庞大、排列有序的严整阵形被淘汰，散兵性质的小规模骑兵群成为主要战斗编成形式；二是战场范围扩大，原来相对静态的战场呈现动态化，机动成为战斗力的一个最主要因素。

    在西方，古罗马凭借其发达的军团制度，曾建立起了当时西方大帝国。至公元476年，历史悠久的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手下日耳曼族将军废黜，西欧的奴隶制社会崩溃，一些原先落后的游牧、半游牧民族登上西方文明的历史舞台，西方从此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恩格斯指出，“整个中世纪在战术发展方面，也像在其他科学方面一样，是一个毫无收获的时代。”然而，“中世纪所赐给我们的唯一进步是骑兵的创立，我们时代的骑兵就是从那个时代的骑兵直接传下来的。”①可以说，中世纪骑兵部队的创建和主导地位的确立，是西方古代战术发展中第三次大的变革。

    在罗马帝国的后期，以步兵为主的罗马军团战术就不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和东方突厥骑兵的挑战。骑兵的快速机动力，以及游牧民族对弓箭的大量使用，对步兵方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公元387年的亚德里亚堡会战，罗马人真正领略了重骑兵集团机动突击的厉害，也由此走上了重视骑兵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罗马帝国后期政治衰败，兵源枯竭，北方蛮族骑兵以雇佣兵的身份逐渐加入到罗马军队当中，这样，罗马军队中的骑兵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力量逐渐壮大。再加上马镫和马鞍技术传到西方，“骑士骑在马上有了一个稳固的依托，这样他就可以用上臂端着长矛，利用马匹高速前进所产生的冲力猛烈地刺向敌人”。①从而奠定了骑兵在战斗中主导地位的坚实基础。因而，“公元7世纪以后，骑兵在欧洲战争舞台上的重要作用逐渐凸现出来，并逐渐成为决定会战结局的唯一兵种，而在步兵部队中服役则被鄙视为奴隶和农奴的事”。②西方古代战术遂由步阵战术发展到了骑兵战术时期。后来，位于西欧中部的法兰西人，又将西方骑兵战术进一步发展为独特的骑士战术。至此，有骑士制度为基础，有个人英雄主义文化价值观为底蕴的西方骑兵战术，完全否定了步兵在作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就其本身来说，既是西方古代战术的一大进步，同时，也因此严重阻碍了西方战术的全面发展。

    中西方古代战术的第三次变革，在时间上大体相当。中国轻骑兵机动战术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的唐朝时期形成。的，而西方骑兵战术的确立也在公元7世纪前后。经过这次变革后，中西方战术都是以骑兵为主要战术力量，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是，两者一轻一重，反映了中西方战术的各自特色和发展速度上的非同步性。同样是在7世纪前后，中国已由重甲骑阵战术过渡到了轻骑机动战术阶段，而西方还是才完成由步阵战术到重甲骑阵战术的演变。两者在时间上差了五六百年。

    回顾比较中西方古代战术发展的三次变革，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古代战术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但步伐不一，中国古代战术的发展水平超前于西方古代战术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古代战术先后经历了车阵、步阵、重甲骑阵和轻骑机动突击四个发展阶段，而西方古代战术只是经历了步阵战术和骑阵战术两个阶段。中国古代战术发展历程之长、内容之丰富、水平之高，为西方古代战术所不能及。中西方古代战术基本上处于阵战战术阶段，然而，中国古代后期的轻骑兵机动战术的出现，对古代传统的阵战战术模式带来了有力的挑战，第一次在战术思想上突出机动，淡化阵形的组织与变换，使战术发展上了一个台阶。